有“吊瓶依赖”的中国人，正在把输液当成“饮料”喝。据国家发改委数据，2015年，中国医疗输液104亿瓶，相当于13亿人每人输了8瓶液，其中80%以上涉及抗生素，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。
最近的好消息是，安徽、浙江、江苏、江西已明确出台对门诊输液的限制性措施，直至全面取消。云南省也表示，虽然不会对门诊输液“一刀切”，但也会严格控制，合理用药。
目前，人们对于“门诊禁止输液”的讨论热度正在升高。有人盲目归因，认为“吊瓶依赖”的主要原因就是“以药养医”，将矛头指向体制。可是，如果更加审慎地考虑问题，“吊瓶依赖”并非“体制病”，而是与一种“社会病”。
“吊瓶依赖”产生的基础，当然是人们对于抗生素认识不足，但随着后抗生素时代来临，人们对抗生素认识程度也逐步加深。著名药物不良反应专家孙忠实教授曾指出：“在所有输液中，至少有一半是没有必要的。”
随后，产生“吊瓶依赖”的真正原因也逐步显现，那就是，人们在治病这件事上，也追求速度。同时，追求单一的、短视的目标，那就是为了把现在的病治好，容易忽视抗生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。
输液能够满足人们在治病过程中“又快又好”的要求，在治病这事上，人们“等不了”。说“吊瓶依赖”是社会病，因为人们看病选择输液，与做其他事的逻辑是一样的。大家急匆匆地在向前走，什么都在追求极致，八分饱对身体是最好的，可是我们都要吃撑了。
而“社会病”的背后，往往又是无奈。就像有媒体报道，孩子发烧，家长带去医院治疗，医生认为不需要输液，但家长不同意，因为孩子明天要参加围棋比赛，必须立刻、马上、有效地把烧给“压下去”。
是的，人们选择输液、选择抗生素，有各种各样的理由，要上班、要出差、要拿奖、要熬夜……人们等不了。
说“吊瓶依赖”是“以药养医”的体制病，是一种盲目归因。背后的逻辑就是，体制不改，想要改掉“吊瓶依赖”？门都没有。可目前的现实是，如果没有“以药养医”，“吊瓶依赖”仍会存在。
所以，我们才说，“吊瓶依赖”是一种“社会病”，只有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才能够判断，如今的解决方案，是否能够改善现状。
如果按照这一思路，门诊禁止,或者说限制输液很可能不会立竿见影地解决中国人的“吊瓶依赖”。因为，禁令之下，一家禁了，另一家不禁，并且在有限的监管条件下没有受到惩罚，那么，遵守禁令的那家医院自然就不会再坚持。退一步讲，门诊禁了，急诊也可以不禁；急诊管得严了，小诊所还可以打。门诊禁止、限制输液，与其说实际意义，更不如说是示范意义。
参与禁止、限制输液的医院，用实际行动向患者证实了这样一个医学常识：“能吃药不打针，能打针不输液。”同时，也是在普及这一常识。而上述证实与普及所产生的效果，就是门诊医治中国人“吊瓶依赖症”的效果。
对于这一效果，在短期内，似乎不会太乐观。“吊瓶依赖症”的病根——那种对单一目标的强烈欲求、那种短视，根植在中国人的血管里，病去如抽丝，得慢慢来。
罗克
